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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尘封三十年的往事一次纵横祖国五万里的拍摄一次探寻自我成长的旅行
图文：李天社
编辑：张一
1986年4月-1987年6月，我们行遍祖国，超过五万华里
三十多年前，中国女排接连夺冠，国人抢着首漂黄河。在成都，一帮年轻摄影人也要“干一票大的”：他们骑着摩托车，拍下壮美山河，在兵站与村寨举办摄影展，在宿营的帐篷中争论摄影艺术……彩色负片封存多年，影像斑驳不清，年轻的时代气息却扑面而来……
摩托车和照相机
今年我六十八岁了，日子过得真快，三十多年前，我和我的摄影朋友们驶侧三轮摩托车沿祖国边疆25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为期一年的野外摄影考察，历经艰难险阻，走完五万里全程，拍下了这些照片，也留下这些难以磨灭的记忆。八十年代，摄影帮助我建立了和自己的关系，也帮助我们建立了与祖国山河的关系。
我1948年8月7日出生于四川南充，1965年的冬天，村里来了个招兵的任排长。我快跑去跟四爸说，“我要去当兵，我要去当兵！”。当兵，可以说是我人生中关键的转折点。
在部队上服役了两年后，1968年3月，我正式调到军代处，成为了一名摩托车机械化通讯员。时常一个人开着摩托车去城里送信，陌生的街道眼花缭乱，有一天，我在火车站附近的照相馆里。看到有师傅“咔嚓咔嚓”，按下一个什么东西，不一会儿，还从里面取出一卷东西出来。然后跑进一间房，没多久，刚才站在这里的几个姑娘的合影就印在一张白纸上了。
这实在是太神奇了。
第二天，我又跑到照相馆来。请求他让我义务帮忙，教我点照相的技术。老板信任军人，欣然同意。学了没多久，我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下血本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八块钱的华山牌相机。当兵的这几年，除了会开摩托车之外，我还学会了拍照片。
激流中的八十年代
三十二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当时在铁路局科研单位任专职摄影师的许康荣老师，我向许老师拜师学艺，经常跟着他到处跑。金牛黄山摄影社便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在这个圈子里，我跟一些成都的摄影家认识、交往，学习。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打开了人们通向未来的信心。1981年，中国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1984年10月，10所艺术院校开始公开招聘人体模特儿；沿海城市的人们，正一门心思准备下海经商……成都这边，1985年6月，西南交大年轻的摄影师尧茂书为了抢险美国人肯·沃伦探险队首漂长江，不幸的是，开漂仅一月，行程仅千余公里，7月24日便在青海玉树通伽峡遇难，时年32岁。
尧茂书出事之后，成都这边，金牛黄山摄影社的这些摄影家也开始萌发出“西部万里行”的想法来了。
“既然有长江漂流为国争光，我们是不是也要干一件为国争光的大事？”
“他们从水上走，我们就从陆上走？”
“从陆地上走，我们用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只是一帮搞摄影的，我们不是探险家。”
“之前，我们有过一次南疆万里行，用的是摩托车，那这次也用摩托车？”
就这样，来自成都各单位的年轻摄影人加了进来，有科技出版社的编辑，自然研究所的研究员，建筑科研所的摄影员，计量情报所的工程师，电视台新闻部主任……1986年元月，由成都金牛摄影协会主办的《摄影通讯》首页上刊登了这样的一则信息，“改革年代中摄影实践的一次壮举——驾摩托纵横祖国五万里进行摄影综合考察”。紧接着“五万里”成员名单也刊登了：队长葛加林，副队长许康荣，临时党支部书记彭小岷，队员梅元皎、彭建商、杨旭、汪秉宁、赵鸿汉、李显陵、陈轲、靳立荣。
虽然最初的名单上没有我，但我仍然开始努力做着候补人员的准备，我坚信，自己一定会加入到队伍中的。跟着这些摄影家们，我不仅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风景，学到平时学不到的摄影技术，还可以一起陶冶情操。说不定，还可以通过摄影这门艺术来改变我之后的人生？
出发，朝着梦想的方向
为期一个月的拉练磨合后，1986年4月1日，早上五点我就起来，穿上专为“五万里”赞助的运动服，戴着坦克部队赞助的黑色坦克帽，威风凛凛的踏上了那辆漆成橘黄色的双燕750侧三轮摩托车。到四川省诗书画院集合。此刻，诗书画院不宽的院子里，已聚集了数十人。多家省市媒体的记者不断涌入，还有好多摄影爱好者也挤进来，想看看今天这里将要发生什么样的大事。
八辆摩托车挡风玻璃处红漆喷印“纵横祖国五万里”，墙上挂着一张沿边境标出了路线的中国地图。随着一声号令，八辆黄灿灿的摩托车，油门一踩，轰的一声驶出院子，向天府广场开去。街头人潮涌动，为我们送行。八辆摩托车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缓缓地在广场上划出一道驶向梦想的美丽弧线，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场景，简直是拉风惨了。
翻越垭口
4月2日，我们从峨眉向峨边进发，一幅幅川南胜景出现在眼前。听说椅子垭口到了下午四五点钟便是“飞沙走石”，所以午饭后，我们一刻也不敢耽搁。
坐落在绵延百里的山脉大风顶椅子垭口（海拔高达 3086米），是大小凉山的过渡带，也是美姑县与峨边县的分界线，所以这里群山逶迤连绵，林海苍茫。当我们的车队快要接近椅子垭口时，山上浓雾弥漫，天色灰暗，气温顿时下降到零度。只见前面的摩托车队伍不一会儿便被浓雾一口一口地吞噬了，能见度非常抵。再加上那个时候的国道并没有如今的国道这样平整，道路窄且险。我的搭档在摩托车的边斗里缩成一团，一声不吭地裹紧皮夹克，抵御着寒气的侵袭。不一会儿，他从行李袋中取出一块棕色的东西，用小刀切了一块往我嘴边送：“来，天社，吃一块巧克力，补充热能。”云雾还在不断从山峦背后、沟壑林荫中衍生，使人有步入仙境的感觉，似一幅壮美的山水画卷，令人遐想。
彝族汉子
早上醒来，我们深入到彝家山乡去。走了一二十公里远，在路上遇见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彝族中年男子。头缠青蓝布帕，并在右前方扎一根约25厘米长的锥形“英雄结”，身着黑色上衣，黑色裤子，外面还披了件深蓝色的察尔瓦（彝名“瓦拉”形似披风，用撵制的粗羊毛线织布缝制而成），赤脚。个头应该跟我差不多，一米六二的样子。那件深蓝色的察尔瓦从他的双肩悬垂下来，遮掩了他的身体的大部分，使他看上去像个无臂人。他看我的眼神不惊不诧，眼内略带血丝，被太阳光晒得黑得发亮的脸上，轮廓分明。
正如我对他们充满好奇，彝族同胞也同样对我们这个队伍怀有好奇心。而他们对黑色的崇拜显然超越了任何个人的偏好。彝人尚黑，我曾经也在某本书里读到过，如今亲眼得见，才得以体会黑色于他们的重要。因为，他们在服装上所常用的“红、黄、蓝”只是为了对他们崇尚的黑色进行装饰而已。
搭帐篷
4月4日，全队经过西昌到达米易的安宁河。我们在安宁河的河边，找了一个既离水源不远，也可以避开可能塌方的山体，以及可以拾到柴的一块河滩，作为营地。卸下装备，队员们开始紧锣密鼓地搭起帐篷来。
我们的帐篷，大部分是双层的、厚型的尼龙布料，里面还有一层防水尼龙绸。风不进，雨不来。第一次住在帐篷内，那感觉，怎么说呢，好像自己真正融入大自然一样。这种感觉，我小时候有过。记得，小时上山放牛时，我就一边看《三国演义》一边欣赏眼前山河。那种放任自流的感觉，自打当兵以来，还真的是久违了。一个人在安宁河边闲逛，听河水流过的声音，看远处的攀枝花树上飘满的红色花朵，很是惬意。不一会，河滩上便肉汤味飘扬。
打洛江边拍丽人
打洛，系傣语地名，意为不同民族共居的渡口，是很有味道的边境小镇。
打洛镇边有条打洛江，这里只有以楠竹搭成的简易竹桥。夕阳慢慢地从浓云中透出来，打洛江中金波粼粼，傣族妇女们成群结伴来到竹桥下沐浴，小孩子们光着屁股在上游玩着竹筏学大人们划渡。队员们兴奋极了，十多台相机团团围住了这群傣家姑娘。她们倒也不怕生，坦然面对镜头，照常按其习俗擦洗游泳，梳头换衣。
统裙是她们最有效的遮身之物，先把裙子拉上胸部，在里面解了内衣，放在一边的桶里。边下水，边把裙子往上挽，到最后，水至胸部之后，把裙子挽到头部，丢给岸边的同伴，什么也不会让旁人看到，因而她们能够在这么多的镜头面前，收放自如。
年青的摄影家彭小岷杖着手中的“大炮筒”长焦，占领一个制高点，像机关枪一样扫射一通。彭小岷在构图完之后，会用幽默的腔调大喊几声，逗得沐浴的姑娘们个个回头一望，那美好的画面便在他按下快门的一瞬间定格在了照片上。
这场充满激情的抓拍热潮中，唯属我显得有些茫然。可能是因为我穿了军装，不大好意思去拍人家女孩子洗澡。还有就是，我的拍摄技术有限吧。不过，跟在这些摄影家身后，肯定也是要长点技术的。我有一个笨办法，就是跟在陈轲后面拍，他拍啥，我就拍啥。拍完了，再回去慢慢研究，看自己哪里没有拍对，哪里需要改进。只要陈轲老师在哪里一比划，我便开机来上两张，结果有些时候他就只是比划一下并没有按下快门，致使我浪费了很多底片。
在桥边的时候，我拍到一张傣女们沐浴时，一束阳光如神来之笔打在身上的照片，当时，胸部部分我故意让其曝光不足，虽然她们不避人，但毕竟八十年代还不算太开放，很多人还是不能接受一张看起来像裸照的照片。
巴塘夜话摄影
过了海拔4675米的海子山冰川，沿海拔逐渐降低的川藏公路来到了巴塘。这坐落在金沙江边的县城有其独到之美。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高原雪城美巴塘”。
虽然经历了高反，但自上高原之后，一路上的高原风光着实让人应接不暇。我一边忙着安排队员们的食宿，一边忙着继续向一些摄影前辈学习拍摄技术。随着海拔的降低，队友们呼吸匀了，思维也敏捷多了，心情也愉快起来。
毛垭坝草原队员们出了一些好片子，大家都很激动。这些好照片，后来让队员们获得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奖项。我拍的《妈妈爱》那张照片就获得过几次大奖。于是，第二天准备开个小会。我本以为是要说说接下来的路程注意事项，没想到是个创作恳谈会。
有一位队员上来就说：“摄影艺术，就要像埃及金字塔一样，坐在金字塔的塔尖上，最高峰，让当代人都看不懂。我们就是要拍一些人们看不懂的东西。”这话立即引来了那些主张纪实摄影的队员们的纷争，一争就到深夜。其实，艺术的观点，向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能者见智吧。
在部落中办摄影展
素有“西藏江南”之称的下察隅给我们的高原之行带来了惊喜。这儿海拔很低，湖光倒映、云雾缭绕，牛羊漫步、牧歌回荡，一派祖国西部的南国之春。我们饱尝了边防部队种植的新鲜蔬菜，吸足了氧分。顺便去了住着人的寨子拍摄。人，又称巴人，是西藏地区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族群。解放前，绝大多数人居住在深山老林，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如今，人家家户户住在绿树掩映的木楼里。
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女的耳朵上戴着的一对锋如长鼓似的银质长耳环。于是，拍摄她们的“长鼓耳环”成为队员们的大热门。另外，她们还喜欢抽烟。葛加林队长就发现一个边走边吞云吐雾的吸烟女人，那烟斗是全金属的，烟嘴形似一朵曼陀罗。乍一看，还以为是在含着一着乐器。
队员们决定在我们所住部队的营房办一个摄影展，几百张照片，就在部队排球场的网上挂成两排。除了部队的士兵前来观展，就连人也来了。通过部队出面，部落的“头人”也来参观我们的摄影展。
艰行黑昌线
7月27日上午十点，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昌都由东向西踏上了横亘八座高海拔大山和泥石流活动最频繁区域的黑昌公路。这确实是一场十分艰苦的硬仗。次日，我们翻上海拔4501米的雪皮拉山。山谷起伏大，海拔高，虽然太阳不大，可紫外线强，天荫处少，照射得人手脚乏力。好在山势渐缓，高危险好像少了一些。
“啊呀，不好。有人翻车了！”
7号车因行至较平缓的一段公路河谷处车速过快侧翻。这位队员虽开过许久的险路，经验还是不足，车速一快，处理不当，刚到转弯处，就侧翻了。一位队员被扣压在车下，驾驶员也摔出好几米，落在草地上。摩托车车轮朝天，车轮还在不停地转动。
后勤车紧随其后，队医也很快到位。驾驶员慢慢爬了起来，手脚一伸，头上一摸，愣了一下，随即清醒过来，急忙前去把摩托车熄火。负伤队员在地上蠕动，后面跟上来的队友发现他头上流血，就七手八脚地将他扶起，由队医诊治处理。队医是队里最年轻的队员，沿途做过许多许多救治方面的好事。但见他熟练地打开医疗箱，取出救护包，用剪子剪去受伤队员伤处的头发，为伤口消毒上药，忙个不停。幸无重伤，被扶进后勤车的驾驶室。洪扬更是“吉人天相”，把摩托车翻转过来，正常操作，继续向前行驶。
已是过黑昌线的第三日了。几天的劳累，加上无营养补给，体力消耗又大，眼前又面临海拔5000多米的斜拉山，而路又实在是太烂，且弯急坡陡。发动机因缺氧马力减弱，每辆车只能低档爬行再加上人推。特别是接近山顶那段路，好几辆车因发烫烧坏离合器。
下坡山路与上坡同样泥泞、陡峭，不仅如此，断谷小溪，干沟横道、浅滩流水挡住去路，唯一的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冲过去。车在乱石上硬撞、颠簸……10公里、20公里、30公里，见不到一户人家，怎么办？
只有继续向前，跑到有人烟的地方才能活命。
亡命般地向前奔，向前冲……
苦渡来乌藏布江
太阳把云朵染成了玫瑰色，高原轻佛着微微的寒风，穿过长满草丛的滩地，我们终于来到了来乌藏布江江边。
湍急的江水拦住了去路，按路线，必须过江。队长俯身捡起一块石头，往河心一掷，只听“咕咚”一声闷响，水深不浅，只得采取浮渡。据资料，江面宽30多米，水深平均1.2米，深处近两米，具有高原河流的特点：晨浅暮深。这与白天融雪有关，渡江最好选择在上午进行。
方案既定，大家七手八脚用事先准备好的五只空油桶和木板扎起了简易的筏子，在江边用军用多功能小镐建造了一个“小码头”，这样在来乌藏布江上第一次有了“船”，也第一次有了“码头”。
队长葛加林先用橡皮筏子渡过江对岸，拉好了50米的牵引绳索准备渡江。骄阳似火的朗朗晴空，转眼间乌云密布，寒风驱赶着豆大的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在这宽谷河滩，想躲避都难。我们只好采取鸵鸟战术：钻入摩托车边斗下，顾头不顾尾地任凭这冰雹拍打着我们的屁股。三阵冰雹过后，大地为成了白茫茫一片银色世界。可不到几分钟，云过天晴，又是一个艳阳天。
先是汪秉宁驾驶6号车试渡。大家把摩托车抬上简易筏子，将摩托车与浮筏捆绑成一体，河两岸系的保险绳索慢慢地一边松，一边拉开始试渡，刚送出两米左右，浮筏与摩托车像醉汉那样东倾西斜起来，险些堕入江中，眼看试渡不行，赶快把筏子又拖了回来，重新想办法改进配重。让人站在筏子上移动身体保持平衡，就这样第一辆摩托车平安渡江。大家为之松了一口气，如此这般又继续渡了一辆，到第三辆时已是夜里十一点。白天消融的冰雹和融化的雪水使江水猛涨，扶着8号车，刚渡到江心，一阵大风吹过，浮筏上下左右地摇晃着，紧跟着一个浪打过来，连人带车全被翻扣进江里。
四、五个人顾不得脱衣，迅速扑进冰水河里营救。
为救摩托车，队友们在江中奋战了三、四十分钟，仍无法救起。眼看挺不住了，干脆用绳索把摩托车捆牢固定在江心，才陆陆续续爬上岸来。李晓松体能稍差一些，连上岸的劲都没有了，汪秉宁强忍疼痛使出最后的力气急忙扑过去，把李晓松抱住，硬拖上岸来。
当晨曦尽展时，队员们脱光衣服进到冰冷的江水中，打捞起落水的摩托车。
在水中泡了一晚的摩托车，居然还算争气，通过排水、换油和一阵修理之后，居然重新恢复活力，发动机一踩就燃。
穿越阿里无人区
喜马拉雅山脉和冈底斯山脉的交汇处平均海拔4500米，我们这队前所未有的摩托车在没有路也不是路的高原宽谷地由南向西北方向艰难地行进着。
冈底斯山的主峰是佛教徒们顶礼膜拜的神山冈仁波齐。历史上，有不少人穿越过阿里，不过大多是马力强大的越野车，像我们这种小排量的国产摩托车，是第一次。所以，整个队伍越是接近阿里，担心的气息就越浓，反对的声音也越强。当中，最有发言权的，当属这一带的边防军人。耳畔不时响起他们反对的话语：“我守在这里20多年了，很少见到部队的车队横穿阿里的，更没见过以你们这种形式穿越的，太危险了！劝你们不要跑了，不要拿生命开玩笑。”
左观右顾，雪峰连绵，这里没有炊烟，没有鸟鸣。只有远古留下来的冰川遗迹和地壳运动飘移形成的奇异古怪的卵石。一些耐寒和耐旱的高寒地域植被，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在较短的时间里发芽、开花、结籽，匆匆完成其生命的周期。一阵风吹过，这些植被散发出一种藏香味，使人感到异香沁心。行进在这样高海拔的没有路的路上，连多呼吸几口氧气都觉奢侈。
有人说，来了阿里的摄影人，都贪。这话一点不也不假。虽然一路走来困难重重，但在如此壮观的美景面前，那些所受之困，早已随风飘散，只留下无人区中这些贪婪的“好摄之徒”。我们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好在有美景让我们饱足了眼福，真应了那句：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
叶城 吐鲁番 嘉峪关
到达叶城，时值八月中秋。这里南依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脉，北接开阔平原，紧连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叶尔羌河畔上游，地形南高北低。
从叶城往前，我们终于驶上了一马平川的柏油路。这样好的路，让人心情大好。也有时间欣赏这戈壁滩上的美丽风光了。荒漠的戈壁上枯死的胡杨，向我们诉说着生命的呐喊，让刚刚经历过生死的我们，内心升起一种莫名的感动。为这一路的辛苦与磨难，也为这一路所经历的酸甜与苦辣。我以一种另样的心情，欣赏着这一路让人震撼的南疆风光和民族风情。我们一路向东南行驶，途中经柴窝铺、盐湖、达坂城、白杨河，顺利到达吐鲁番。
在葡萄沟拍摄完照片，品尝到香甜无比的无核白葡萄之后，前往鄯善。并在城边给摩托车喷上了红色的“五万里”维吾尔文字样，继续前往哈密。新疆这一路的风景与西藏高原上的风景有所不同，但一样有着无与伦比的美丽。不仅可以领略沙漠、胡杨林、塔里木河、草原、帕米尔高原、冰川之父慕士塔格峰、阿克苏古龟兹石窟群的地貌美景，还可以体会到坎儿井、葡萄沟、楼兰古国、喀什古城的人文景观。
北上南下
辗转进京城，举行了献土仪式，在怀柔停留两周之后，我们继续北上，由承德出发，入内蒙，往东北。越往北走，气温越低，到了沈阳已低至零下十几度。这对于常年在成都生活的人来说，很是稀奇。一边欣赏北方美丽雪景的同时，也一边抵御从未经历过的严寒。
在九台，气温已低至零下16度。自进入北方城市，每每早上发动摩托车，由于气温底，都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时候，车子发一千脚都发不燃，很是考验人的毅力”。第二日，早上我发动摩托车时，照样出问题。这还不打紧，戴头盔才更考技术。因为玻璃面罩一旦拉下来，由于气温低，人一出气就立马成冰，看不到路。最后，我想了个办法，把飞行员戴的眼镜用绒布在眼镜周围裹一圈，然后下面戴个口罩，以抵御寒风。不过，很快口罩便成了个冰壳壳，须时不时用舌头把口罩顶出去，免得贴在鼻子上太冰。就这样，开一会就贴住，用舌头再顶出去。有时候，实在不行就停下来，把已经冻成冰的口罩放在发动机上烤一烤。
就这样，一路赶到吉林、榆树、哈尔滨。拍冰雪、树挂、冰灯，一直跑到了中国的最北端，黑龙江上游右岸的“北极村”。在这里过了春节，再一路南下，6月1日，抵达江门，考察队经电白县到达雷州半岛。后经三小时渡过琼州海峡，到达海口。这一路辽阔广袤的天空、澄清透明的海域、平坦柔软的沙滩，树影婆娑的椰林沿海风光，队友们尽收相机。
回家的路
6月25日下午四点，8辆摩托车整队进入成都。此时，码表加上拉练31400公里（62800里），比我们原定的五万里多。盛大的欢迎阵容和路上围观群众的热烈掌声，让我的内心一如一年前出发那天一样心潮澎湃。激动的泪水夹杂着汗水，一同浸湿着我，猛一回头，看见欢迎横幅上的：“创举·胜利·凯旋”六个大字，心中感慨万千。
整整一年，365天。我们总算走完这一圈，完成了纵横祖国五万里的摄影考察。这些珍贵的照片留给我的，除了留给我那段难忘的征程的记忆，还让我此后的人生因它而改变，从此之后，人生路上再苦再累都不算什么。人这一辈子要想做点事确实不易，但不管做什么，一定要坚持，认准自己的路，再难也要完成，哪怕没人承认，也不要留下遗憾。我会牢记恩师许康荣老师告诉我的话，无论你是否取得了成就，都要谦虚，要时刻审视自己。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五万里”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笔财富，它让我无论阳光明媚还是迷雾环绕，都能够找到那条回家的路。
当年走完五万里回成都之后，只有我还保存着那辆3号车，并把牌照办成了私人牌照。那时，常常有人还看到，我驾着那辆跟我经历生死的黄色双燕750侧三轮摩托车在街上穿行。知道这件事的人，不经意中会投来一种羡慕的目光，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群勇敢的人。
